記者 樊旭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目前關于再分配的討論比較多，但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常務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左學金認為，收入初次分配還有一些問題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消除。

11月4日，他在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20周年慶之鴻儒論道特別活動“20年20人”上指出，初次分配強調的是機會公平和公平競爭。但是，當前在涉及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的初次分配中存在一些機會不公平與非公平競爭的現象。

在勞動力市場，左學金指出，一些實證研究發現，與同質城鎮勞動力相比，進城農民工“身份”會對他們的收入產生負面影響?！稗r業勞動力流動到城市部門工作，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并不低于城市本地的同質勞動力，但是工資卻比較低，從經濟學意義上來看，這相當于對他們征收了某種‘身份稅’?！?nbsp;

他還指出，很多企業為了規避《勞動合同法》和節約勞動成本大量使用派遣工，造成大量藍領工人（其中很多是進城農民工）與工作的企業（“用工單位”）沒有雇傭關系，而是通過勞動中介企業（“用人單位”）雇傭后派遣到這個企業打工，造成工人的用人單位與用工單位的分離，反而增加了勞動者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困難。

左學金表示，政府出臺《勞動合同法》的初衷是保護工人，促進勞動者的穩定就業和增加企業辭退工人的成本，但是從法律實施的實際效果來看，這樣的目的并未達到，在某種意義上甚至適得其反。其中的原因值得立法者深思。

“實際上，政府一方面要鼓勵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愛護自己的雇員，盡量減少辭退員工的情況，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也要允許企業的正式用工有一定彈性，這就是國際勞工組織提倡的“彈性加保障”（flexicurity），兼顧用工彈性與工人的保障。這與中國傳統哲學的‘中庸之道’也是不謀而合的。對失業工人，政府的社會失業保險體制也應提供適當的幫助?！弊髮W金說。

在土地方面，左學金表示，要探索通過土地使用權和收益權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他指出，過去幾十年，我國大量農業用地轉化為建設用地，但在這一過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大多數為政府與企業所得，農民獲得的份額很少。在不改變現有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應該讓農民從土地收益中獲得更大的份額。一種可行的做法是根據土地利用規劃和城市建設規劃征用農民的土地，原則上由征用方按公平的市場價格向農民支付征地費用，但對征地收入農民要按規定向政府繳納個人所得稅。地方政府按市場價格征用農民土地，還可以減少地方政府低價征地造成對土地資源的濫用。

另一方面，左學金建議，放寬農民和農村集體使用農村建設用地的有關政策，讓農民更有效地利用農村建設用地并獲得更多收益?！俺朔N植和養殖業以外，讓農民富起來還要鼓勵他們延伸農業產業鏈，如根據本地的優勢特色農產品發展農產品加工制造與銷售?！彼f。

在資本要素方面，左學金指出，我國是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但是銀行對農民的金融服務非常不足，農民在銀行的存款反而被轉移到城鎮地區使用。這使農民在生產中往往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

“農民貸款是很難的，因為農民沒有什么抵押品，承包地不能抵押，宅基地上的房屋也不能抵押，有些農民不得借高利貸來滿足農業生產資金周轉的需要。普惠金融提了很多年，但落實不夠?！?/span>

左學金表示，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民融資的支持?！跋衩绹虡I部下屬有中小企業局，對中小企業貸款有優惠，擔保的要求也比較低。另外，也可以發展農民自己的合作金融。農戶會員可以把暫時不用的錢存入合作社，需要時向合作社貸款，并支付一定的利息。為了控制風險，可以限制合作社的范圍，如限制在一個村，因為大家是天天見面的熟人，相互知根知底，可以減少相關的‘道德風險’?！彼f。